By Meg Davis


在中国每年重要的政府会议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前,中国政府都会定期对”社会不良分子”,例如性工作者,药物依赖者等群体进行严打。性工作者、以及女性活动家叶海燕(又称流氓燕)正不断提出严打给低收入性工作者造成的影响,并强调她们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国际社会常常对刑事处罚性工作展开激烈讨论,但是性工作者却鲜有发声。在中国,一个新兴的服务于性工作者的网络表示,严打并不能完全阻止性工作,只是导致更多的性工作者转为”地下”或更隐蔽的场所进行工作,这将加剧他们遭受暴力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因此,这样浪费国家资源的行动,不仅以失败告终,最终还将危害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我工作的机构–亚洲促进会为受艾滋病影响的社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技术支持。2010年,在中国与越南交界的某个城市,我与一家草根机构的创办人,同时她也曾是一名性工作者,一起来到当地的红灯区。她指着一排金属卷帘门的店面说:”到了晚上,这里所有酒吧里面都有姐妹。”同时,穿过这排门面店,有一家亮着蓝灯的门面,就是一家派出所,一名警察正坐在他办公桌旁填表。

 

“警察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她说,”上个月警察刚突击过,这条街就会空一段时间,但很快……。”她看向路边一个脚踩细高跟鞋正打开卷帘门准备做生意的女人,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由于中国经济快速蓬勃发展,社会与经济力量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男性人数远远超于女性,男女比例失调,再加上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洪水般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由于女性不像男性一样能受到相等的教育或者技能培训,比起工厂里的低收入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一些年轻的女性更倾向于从事性工作。因此,目前中国有将近四百万名在酒吧或站街的男性与女性性工作者。

 

愈加明显与大胆的性服务令中国警方非常懊恼。2010年,中国公安部发起全国性的扫黄打非行动。虽然类似的行动定期举行,但这一次却是罕见的全国联合行动。这次行动起于北京警方对当地一家高档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并邀请媒体进行跟踪报道。不久,行动蔓延至全国各地。这次行动中,许多性工作者被送进劳教所(这种处罚方式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但实际情况是在那里没人能获得真正的教育。

 

与此同时,性工作者也开始行动。武汉14家小型非营利性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全国网络,其中一部分人也是性工作者。这个网络致力于为性工作者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免费体检、免费发放安全套、并为那些与家人断绝了关系的去世的性工作者举行葬礼。

 

这个网络平台的第一个主要举措就是培养成员记录警方严打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与全国300名性工作者进行联系,并收集她们的证词,最终形成一份严打影响报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动。该报告于2011年12月向公众发布,报告显示,严打为性工作者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这份报告指出,尽管严打导致很多店关闭,但是性工作仍然进行。更多的性工作者转入更隐蔽的地方工作,导致艾滋病外展工作人员无法找到他们。另外,警方仍然以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导致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降低。”如果我带套子,到时候我怎么解释?”一名性工作者问道。

 

中国的性工作者曾经跟我说,当她们在工作中遭到殴打或者强奸的时候,她们不会去报警,因为那样她们会遭到警方的嘲笑,并会被指控为卖淫而被逮捕。严打期间,很多的性工作者会不断地更换新的工作地点,这导致她们处于隔绝的环境,无法获得同伴的支持,因此更容易受到暴力的侵害。

 

由于性工作者负担不起高额罚金,因此不得不去接待更多客人。也有一些性工作者表示她们在警察搜捕过程中遭到虐待。一名姐姐如实说:”严打以来,我没有什么财产损失,但是我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我们很多人感受到的只是惊恐、梦魇、焦虑。”

 

严打,旨在改善社会的道德环境,却很有可能增加大众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并提高社会弱势群体面临暴力行为的风险。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一些性工作者正不断地呼吁停止对性工作进行刑事处罚。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性工作者才能使用安全套,才能配合艾滋病防治工作,才能举报她们面临的暴力犯罪;而警方也才能更放开手脚打击暴力犯罪,国家政策也才能够以事实为根据,而不再是纸上华丽的辞藻。

 

“停止严打”,这是一名性工作者的诉求,是时候我们来听取她们的诉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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