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促进会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执法行为阻碍了性工作者获得和携带安全套的能力，对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卫生部门与公安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以及背道而驰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导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安全套的努力进一步被削弱。
亚洲促进会的报告《安全套之困：执法行为对中国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艾滋病预防工作影响的调查》，记录了有关法律和执法行为是如何影响性工作者的安全套行为，以及对获得艾滋病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影响。这研究在中国三个主要城市开展、对517名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进行调查，为我们了解针对性工作者的执法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和信息。
这项研究发现，和警察的打交道是中国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生活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为能够保护性工作者免于性病和艾滋病威胁的健康工具，安全套在执法行动中被认为是“作案工具”。执法人员搜查和没收安全套，并通过安全套施加压力而获得当事人的供认。此外，执法人员是否搜到安全套，是决定性工作者会不会被带去派出所进行调查和处罚的重要因素。
“安全套成为警察针对性工作者执法行动的首要目标。”
“安全套成为警察针对性工作者执法行动的首要目标。”亚洲促进会执行主任Karyn Kaplan说，“这不仅增加了该人群的艾滋病脆弱性，这也和政府面向这个边缘人群大量发放安全套的努力背道而驰。”
研究发现，经历过执法人员盘查的性工作者，其携带和使用安全套的比率都较未经历过盘查者低。过去一年经历过盘查的问卷被访者，其过去一个月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7.7%，而未经历过盘查者为67.8％。在携带安全套方面也有类似的发现：经历过盘查者过去一个月总是携带安全套的比例为47.7%，明显低于未经历过盘查者（75.9%）。
在中国，作为公共卫生项目的一部分，卫生部门和社区组织免费发放大量安全套——性病与艾滋病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较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艾滋病疫情主要集中在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重点人群中。性传播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主要传播途径：2014年新增10400例艾滋病感染，92.2%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此外，性传播疾病的流行也呈快速上升态势。2015年，全国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传染病中性病就占了两种（淋病和梅毒）。
“执法行动对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包括安全套的使用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Kaplan说，“性工作者更可能同意客人不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减少携带安全套的数量，或者干脆不携带安全套，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把安全套藏在更为隐蔽的地方。”
执法行动也使得娱乐场所也不再公开摆放安全套，尽管卫生部门要求他们这么做。
亚洲促进会呼吁中国审视和改革其安全套政策和执法行动。“安全套在卖淫嫖娼案件中作为证据的价值其实比较有限。”亚洲促进会的倡导、研究和政策官员沈婷婷说，“一些国家的决策者认为，安全套对艾滋病防治的促进作用，远胜于其在卖淫案件作为证据的价值。”
亚洲促进会呼吁政府和社区一起合作，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帮助边缘人群获得健康服务，建立一个对他们安全和健康有利的环境。
“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Kaplan说，“但是，中国对性工作采用惩戒性的方式，常常导致艾滋病干预工作暂停，也使得本来就已经边缘化的性工作者群体进一步转入地下，远离外展服务和干预措施。”
以下证词选自《《安全套之困：执法行为对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艾滋病预防工作影响的调查》》
“那次我和客人刚进房间，几个警察就蜂拥而进，分别控制了我们俩。然后开始翻床上，地下，卫生间，还把被子掀起来抖落。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套呢 。一个30多岁的警察一下子抓过我的包，手伸进去从里面掏出来好几个套，嘴里嘀咕着：‘带着不少啊！’随后就把我们俩带到了派出所。我的包里就套子和湿巾多。” —— 小梅，女性性工作者
“只要站在巷子里，就会被逮。如果没有套子，他（警察）就让你站着，审问你，只要你死不承认，说是路过，他就拿你没办法。但是如果有套子，他就会肯定你是做这个的。” ——军芳，女性性工作者
“出来后担心了很长时间，再干活时都会问客人快不快，一般他要求不带套就不带了，我也希望他们快点完事，这样即使警察闯进来了，一看没有安全套，也就没有证据了。”
——小雪，女性性工作者
“老板不敢把套摆明面上了，都藏起来了，我们自己找都费劲，每次都是三五天给我们发几个几个的。”
——阿宏，男性性工作者
“我们把套放了好几个地方呢，比如多的就藏到外面，就是窗户下面的花盆里，放个塑料袋子，跟那些破烂放到一起，谁也不会注意的。少的话就放到屋子里，比如吃完药的药盒里啊，或者放到买菜的塑料袋里然后放到冰箱里，或者放到米袋子里，总之他们（警察）一般都不会翻到的。”
——美美，女性性工作者
“我作为疾控中心的，对场所业主说根据《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是必须摆放安全套的，他们就会放安全套。但是公安部门来了，就会说你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我就见到过一次，公安让业主把安全套赶紧收起来，说你这里是不是存在什么违法行为。这样的话业主就不敢摆了， 他们肯定更怕公安部门，不怕疾控中心的。”
——赵柯，卫生工作人员
“本辖区内目前有30几家娱乐场所，大约400多名性工作者，包括暗娼和MB（money boy，指男男性工作者）。每次严打扫黄之后，能联系到的还不到原先的一半。扫黄之前这些性工作者还能通过沟通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扫黄过后，普遍不愿配合，认为是我们招来了警察。”
——小辉，基层疾控部门工作人员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沈婷婷 （北京，中文和英文）
亚洲促进会 倡导、研究和政策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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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en@asiacatalyst.org
Karyn Kaplan （纽约，英文）
亚洲促进会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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